然而，在中山陵园灵谷寺以东，东洼子村附近，曾有南京最早的高尔夫球场——民国时期外交部陵园高尔夫球场，对于这个球场，很多人知之甚少。

▲郊球会会所。

球场修建的成因

1927年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，多国外交官员来华担任公职以及经商游历的外国侨民日益增多。国民政府外交部成立了国际联欢社，随后又筹备修建东郊高尔夫球场，租赁总理陵园（中山陵园）界内东洼子村附近1200亩山地，此处东邻陶家营，西望灵谷寺，北接紫金山麓，南与环陵路接壤，环境十分雅致，极富山林野趣，是游乐休闲的胜地。该球场共建六片球场场地和一座会所。

会所坐落在连绵起伏的丘陵上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屋，房屋设计极具特色，构造简朴素雅，别有风致。屋内有大小12间房，楼下为大厅、酒吧间、办公室、厨房和役室，楼上设会客室、浴室和卧室。

整个楼房外形就宛如一艘巨艇停泊在中山陵园浩瀚的林海之上。会所的地势则居高临下，既可俯视野景，又可远吞山光。据附近的老年人回忆，当时有很多中外人士到这里来打球、娱乐、进行社交活动。

球场周围的洼子村、五棵松村、陶家营村有不少年轻人到球场当球童，帮助捡高尔夫球，赚取几个辛苦钱，以补贴家用。据讲那时东郊球场的利用率还是相当高的。

球场修建经历波折

中山陵是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墓地，位于钟山主峰南麓，这里前临平川，后拥青嶂，视野开阔，气势雄伟，是一座风水宝山。

孙中山先生安葬于钟山后，很多人都向往着死后能在此获得“一抔土”，也葬在紫金山内。因此，租赁总理陵园界内1200亩土地建球场，难免与“附葬”者相冲突。最典型的是1931年，范鸿仙烈士葬事筹备委员会就相中了这块地方，函请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“指拨东西洼子一带地段为烈士墓地”。

1914年9月20日夜，范鸿仙遇刺身亡后，孙中山答应“待革命成功后，定将为鸿仙举行国葬”。1929年9月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范鸿仙附葬中山陵园内。1935年3月21日，国民党中央追赠范鸿仙为陆军上将。陵园管理委员会接到函请商议后函复：“东西洼子早已划定为野球场（即高尔夫球场），难以照拨，应请派员来会接洽，另觅地点”。此后，范鸿仙烈士葬事筹备委员会又“函请指拨二道沟间山坡为建筑范先生墓地”。又被陵园管理委员会否决，并拨山北黄花寺地段为范先生墓地。二道沟间山坡，估计为现仰止亭一带。如将范墓设此，则过于挤压孙中山陵园的空间；　但将范墓搁置山北，又难免有冷落英灵之嫌。

1933年7月12日，既是范鸿仙生前好友又是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于右任，在陵园会议上出面为范墓提议拨地。“指定陵园附葬地段西段约六亩为范鸿仙烈士墓地，并请其家属绘具图案送会，再行决定”。1936年，国民政府为范鸿仙举行国葬，这一波三折的墓地风波才尘埃落定。

球场成立郊球会

自国民政府外交部决定修建东郊高尔夫球场后，又成立了郊球会会所。郊球会的主旨是凭借娱乐与社交，以增进国际友谊，所以会员不分国籍，不论性别，中外杂沓，裙屐交错。

外籍会员中，大多数人是各国驻华大使馆、领事馆的职员和侨商，本国会员则以国民政府军政要员为主。会员中有名誉会员、永久会员、正式会员、不参加运动会员、不驻点会员、候补会员以及女会员之分。除了名誉会员以外，其余会员都得按照规定数额交纳入会会费和月费，作为经费来源。

郊球会设理事会管理球会的一切事务，由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、会计及若干理事组成。抗战前，理事会由徐谟任会长，贝克、何应钦任副会长，卜纳德任秘书长，张信孚为会计，马凯、潘森、曾镕浦、戴雅、温毓庆、柯墨贺、彭学沛为理事。

球场遗址后成为果园

1937年南京弃守时，郊球会会所和高尔夫球场及其他运动设施均遭兵燹。后来，汪伪政府曾一度修造，但因经费拮据也草草了事。

1945年8月抗战结束，国民政府接收大员纷纷来京，数次报请清收高尔夫球场。各国外交人员在国民政府还都后也纷纷向外交部提出请求。美军将领麦克鲁还专门致函南京市市长马超俊，请求修复高尔夫球场。

马超俊将麦克鲁的信转至陵园管理委员会。1946年11月，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函陵园管理委员会，要求继续承租原高尔夫球场地块。陵园管理委员会经研究会商，一方面表示同意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租赁条件。达成协议后外交部把高尔夫球场交给国际联欢社，由驻京各国大使馆集资修造，作为游乐场所。高尔夫球场实际上成为外国人租借之地，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南京最早的东郊陵园高尔夫球场，逐渐名存实亡，球场内曾种植大片水果树，当时附近的老百姓称其为新果园，现在中山陵园的地图上仍标注新果园的地名，其范围大致在现今婚纱摄影外景地周围。　王国樑